耶鲁教授：育儿“内卷化”是一种集体非理性
情况在十年后发生剧变，原因是西方国家(尤其是美国)的不平等现象凸显，尤其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。
社会的变化立刻体现在了育儿文化上：放养不再是主流，“密集育儿”成了主流。
这里的“密集”可以简单理解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密集和集中，这些父母把孩子推到补习班，监视他们做作业，开车送他们去参加课外活动等等。
在美国甚至还诞生了“直升机父母”这个名词来指代那些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，无时无刻保护或干预他们的父母。
密集育儿和放养育儿的差别有多大呢？后者每周的实际照料时间是多了12小时。
到了今天，全球范围内，也就北欧的父母们不为育儿焦虑了， 这种“自由生长”的底气源自社会的平等，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小，以及不同的高中和大学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化。
我们在去年6月15日采访了经济学家齐利博蒂。他的书呼应了今天我们对育儿的“内卷化”的讨论。
Fabrizio Zilibotti（法布里齐奥·齐利博蒂），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。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（西方最古老的大学，创立于1088年）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，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他的学术生涯包括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职。他经常访问中国，中国也是他研究的重点之一；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。
在美国，这本书被认为进一步佐证了拼命“鸡娃”为什么有效。齐利博蒂告诉我们：
在孩子身上花很多时间能带来考试高分这很容易理解，但是不能只以成绩衡量育儿回报，比如“内卷式育儿”也意味着过度干涉孩子的精神世界。
经济学的视角认为人们的行动一定是在追求某些目标，所以是一种理性行为。
以中国为例，齐利博蒂说，“鸡娃”对于个人而言是理性选择，但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层面的理性，反而是一种资源浪费。
虽然每个人都在尽力为孩子做到最好，都在鞭策孩子在“内卷”中胜出，但是社会本身如果能按照多种不同的原则来组织，父母可能就没这么焦虑。
以下口述内容基于我们对齐利博蒂的采访：
在《爱、金钱和孩子》研究的国家里，中国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，其他像美国、瑞典等都是发达国家。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的国家，中国不在此列。
但是中国很特殊，它增长很快，当我走在北京、上海的街头，有时我觉得我就像是走在东京、新加坡。
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部分区域都还有发展的空间，所以，中国人处在一个过渡时期。
从国民对育儿议题的看法来看，中国大概是介于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，但是更偏向发达国家。
所以我们不会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，而是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先锋。
我们先做了一个世界性的价值观调查，让世界各地的父母来选择他们认为对孩子重要的价值。这四个价值观分别是：服从（obedience）、努力（hard work）、创造力（creativity）、独立性（independence）。
根据价值观选择我们可以把家长分成三种类型。比如说偏好“服从”的家长就是专制型，另外两种是权威型和放任型。
专制型现在有点过时了，但是它受欢迎已经好几个世纪了，这种父母要求孩子顺从自己，孩子必须做父母认为能做的事情，其余一概不准，否则可能会面临体罚。现在这种类型的父母越来越少了。
权威型父母也会干预很多，但是不会体罚，会更软一点，他们会很强调激励性谈话（motivational talks）等软性技巧去说服孩子，希望确保孩子最终是自己做出选择的，这些是比专制型父母更现代的地方。
中国的大部分父母是较强的权威型父母。
放任型父母顾名思义，他们给孩子更多的自由，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，他们接受孩子就是孩子该有的某种样子。
人们通常都不是单一的某种类型，而是某几种类型的混合。比如我的父母可能是放任型加上一点权威型。
我同时也是一位父亲，我女儿已经二十岁了，她觉得我是个严父。比如，在她三四岁的时候，我鼓励她学音乐，强调成绩好的重要性，所以和我的父母相比，我确实对女儿的未来发展盘算得比较多。
当然我不是说我比我父母更好，我可能只是更焦虑而已。
但我当然没有美国和中国父母这么焦虑，也没有他们严格。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在瑞典和瑞士长大，在这些地方，推娃的“激励机制”并不强。
我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，那就是中国父母其实不太强调服从，他们最强调的是“努力”。
有90%的中国父母认为努力是养育孩子的核心价值，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。美国父母可能有六成选择“努力”， 这个比例在欧洲有的国家却低至10%。
中国父母会很努力地推娃，这可能和文化有关系，但我不认为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育儿方式足够全面。
作为经济学家，我们认为经济激励比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大，中日的比较更能说明这一点。比如日本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，但是日本在育儿方式上可能和欧洲更相近，而非中国。
今天的日本社会和中国相比更平等，日本父母也会更强调想象力，而不是努力。他们对努力的强调甚至和一些欧洲国家一样低。
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中国的父母做错了，父母的做法都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。是制度导致了这种育儿方式。
比如中美社会都有收入不平等这一社会结构问题，所以在育儿方式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。
比如，父母想让孩子生活在上层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，父母也越来越焦虑，特别担心能不能让孩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就像中国父母经常说的“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”。
这种焦虑也会传递到下一代，我们把这叫做“养育陷阱（parenting traps）”。
有人担心父母经济和知识上的不平等会造成下一代更深的不平等。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。
以前孩子的思想、知识等主要来自学校。学校为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创造了平等的环境。但现在家长的角色更重要了，如果有的家长做很多，比如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而搬家、给孩子报补习班和兴趣班。
这种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就会过渡到下一代，那未来社会就会更不平等。
我认为中国家长希望孩子努力学习，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对于家庭个体是理性的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则是不理性的。
这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一样，两国都在比拼着发展昂贵的军备，而这些军备后来都没用过。
从国家个体的角度来看，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做理性的事情，但是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，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。
现在中国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考试上，高考。当然高考很重要，它为贫穷家庭提供了机会。但是组织考试的方式可以改进。如果想要开拓新领域、新思想，考核方式最好还是多样一些。
在美国大家都想上常春藤名校，这也有问题，应该有更多州立优质大学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更多的机会。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就很好，为加州的创新做出了很多贡献。所以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没有足够的资金。
加州公立大学
很多人说要学习“北欧模式”，不过考虑到人口规模，中国可能没办法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习，可以去看看德国、法国这些欧洲国家，它们也有很多好的制度。
欧洲的教育系统比美国的更平等一些。比如说我在意大利上的就是一所公立的大学，并非那种特别好的大学。
我发现中国人总是把中国和美国比较。美国的确是个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的国家，但是政府也犯了不少错误，教育体制内部也有很多不均衡，这些方面不如欧洲国家。
当然现在美国也在尝试出台一些政策给不同家庭平等的机会很重要，支持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，例如给这些家庭的孩子一些教育指导，让来自贫穷地区的孩子去富裕地区上学。
常春藤联盟学校
在中国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需要时间、资源，但这必须一步一步行动。可以从那些现在大家觉得“还行但不足够好”的大学入手。
比如，能不能尽量保证每个省都有好大学？现在很多资源确实集中在好学校，但是将来，让更广大的范围、更普通的人都享有优质知识更重要。
如果教育系统更平等，人们就不会这么焦虑，更多的人就能够接受优质教育，大家就不会陷入非得去最好的学校的困境。
中国如果想要培养更多能带来创新创造的人，经济激励措施需要改变。
有些人说现在中国已经很有创新能力了，比如很多年轻一代创业的互联网公司非常成功。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，中国到目前为止很多成功还是在利用现存的技术。
未来中国如果想要缩小差距，探索更多新领域，就需要更多有创新能力和思想的人和公司。所以针对更普通阶层的、低层次的教育很重要，因为未来很多普通工作特别是体力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。
我希望我们的书能促进公众讨论，希望制度设计也能有所改变，让育儿的“军备军赛”慢下来。
也给贫困家庭提供更多机会，也让父母能真正享受到育儿的乐趣。
Fabrizio Zilibotti曾于2016年担任欧洲经济协会主席。他获得了许多奖项，包括授予45岁以下最佳欧洲经济学家的Yrjö Jahnsson奖，以及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。他也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，并担任过多个编辑职位。目前他任经济学期刊《计量经济学》的联合编辑。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、政治经济学、宏观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。他的论文发表在《美国经济评论》、《计量经济学》、《政治经济学杂志》、《经济学（季刊）》等多家国际学术刊物。
参考书籍：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Matthias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《爱、金钱和孩子:育儿经济学》(Love, Money and Parenting: How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)
（本文首发澎湃新闻）
王芊霓 /撰文
王芊霓 舒畅 /采访
王一凡/图文排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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